提问

  • 您的问题(必填)

  • 验证码(必填)

徐永光: 千亿筹款成本,万亿捐赠规模,十万亿社会效用

2021-03-15 10:06  | 作者:徐永光:     |   来源:来源: 南都公益基金会    | 点击量:
导读

提要在公益产业资金结构中,筹款不是全部,但其对于公益产业发展的杠杆效应不可低估。公益筹款,有合理的成本,才有相应的规模,有大的规模才有更大的效用。大家好,我是徐永光。很高兴……

徐永光: 千亿筹款成本,万亿捐赠规模,十万亿社会效用

提要

在公益产业资金结构中,筹款不是全部,但其对于公益产业发展的杠杆效应不可低估。公益筹款,有合理的成本,才有相应的规模,有大的规模才有更大的效用。

大家好,我是徐永光。很高兴受邀参加澎湃新闻2020责任践行者年会。今年受疫情影响,在线交流已经成为常态,也节约了许多费用,所以我很乐意和大家在线交流。今年澎湃新闻的主题是“提升公益效能 塑造美好商业”。我将从公益捐赠的动力和效能谈起,再来谈公益产业化发展道路问题。

捐赠的动力是什么?一个人为什么可以自愿拿出钱财来帮助别人?这是公益捐赠的元问题。只有搞清楚这个问题,才有可能找到公益募捐的有效方法;才有条件进一步讨论以捐赠为基础的公益产业结构及其成本、规模和效用。

公益捐赠的动力机制

在谈公益捐赠动力机制之前,还需要厘清两个前提:

第一,公益捐赠是基于个人自愿的行为,非自愿的被捐款、与权力进行利益交换的献捐不在讨论之列。

第二,公益捐赠的动力是内生的,但外部环境的作用对捐赠动力机制有明显的影响,或正面激发,或负面抑制。

我们可以从情感、理性、信仰和自我需求四个层次来解释捐款的动力机制。

第一层次,情感。孟子说:“恻隐之心,人皆有之” “无恻隐之心,非人也”。讲的是人性的利他本能,就是人皆有之的基于同理心、同情心的利他行为。由情感激发的捐赠,在人群中具有普遍性,它的特点是反应快,行为短暂,圈粉容易掉粉快,不可持续。试图利用人的情感,靠“眼泪指数”让人保持捐款热情,是一厢情愿,眼泪终究会枯竭的。

朋友圈“杀熟”式募捐,几乎与同情利他主义无关,而是友情绑架,消耗情感。到后来,不是你收手,就是朋友逃离。

第二层次,理性。理性捐赠人懂得公益捐赠的社会价值,愿意自觉捐款,持续捐款,用以来解决社会问题,在当下中国,这样的理性捐赠人还在少数,不具普遍性。有朋友和我讨论,按照亚当.斯密的《道德情操论》,情感、道德、正义是紧密相连的,是否应该增加一个道德层次?我不表赞同。道德这个东西很复杂,在不同时代、在不同文化背景下,道德标准和道德判断是不同的。“三纲五常”“三从四德”这些中国传统道德标准现在还能用吗?

东方文化注重集体主义,西方文化尊重个性自由,道德评判也莫衷一是。把道德作为公益捐赠的驱动力,很容易从道德口号,变成道德绑架,直至道德审判。就像钱钟书先生说的“上帝惩罚人类,有时来一个荒年,有时来一次瘟疫或战争,有时产生一个道德家”。道德与慈善有直接逻辑关系的,就是道德救赎。这已经接近宗教中的“赎罪”概念了。中国传统中的福报思想,即“善有善报”“积善之家,必有余庆(《易经》)”,也属于近乎宗教的概念。

第三层次,信仰,这指的是宗教信仰。信众遵从宗教教义,捐款成为他们信仰的一部分。犹太教和基督宗教有“什一税”“什一捐”传统,就是要求信徒捐献十分之一的收入。佛教讲慈悲,所谓“无缘大慈,同体大悲”。

中国缺乏宗教传统,当然中国并不缺少慈善文化的基因。传统慈善对于熟人社会、村社社会、宗族社会来说是灵验的,就是孟子所说的“出入相友,守望相助,疾病相扶持”。

面对现代公益,传统慈善显得苍白无力。同样是互联网募捐,《慈善法》实施4年,全国互联网公益募捐平台筹款不过百亿。几乎同时发生的个人大病救助筹款,法律上属于人对人的自愿馈赠,不受《慈善法》规制,三家公司,水滴筹、轻松筹和爱心筹通过互联网募捐超过五百亿。传统慈善借互联网之力打败了现代公益。

第四层次,自我需求。我们讲个人需求,往往指私利范畴的衣食住行的物质需求,当然还有娱乐、玩抖音、打游戏机这样的精神需求。公益捐赠成为个人需求,这是很高的精神追求,高于马斯洛个人自我实现的层次。捐赠人用自己的财富回馈社会,改变世界,这是慈善家的境界。所以无论庙堂还是江湖,都应该充分肯定他们的社会价值,给予崇高的荣誉。

上述关于捐赠动力机制的分析,只是我的一家之见,听起来似乎令人沮丧:情感是短暂的,连最伟大的爱情想持久都难。理性捐赠还是小众,缺乏宗教信仰的中国,传统慈善的文化基因如何融入现代公益的大格局还没有破题。慈善家是富人专属,并非人人能当。

中国公益筹款,路在何方?

那么,中国公益筹款的前途和出路在哪里?如何突破?

大道至简,突破只需两条,一是方法,二是道路。

首先是方法突破,这早已是老生常谈了,就是参与,参与,人人参与。这是把情感驱动捐赠转变为理性捐赠人的唯一途径,是传统慈善向现代公益转型、实现人人公益的不二法门。介绍两种创新模式:

一是“我的捐款我做主”,这是捐款人浅层参与的模式。

具体做法,在基金会(慈善会)给捐赠人开设一个自己(或亲属)名下的永续性爱心账户,开户门槛可以很低。爱心账户的存(捐)、取(用)与个人银行账户的区别是,银行账户的钱属于私人财产,用于私人开销;爱心账户的钱属于公益财产,存(捐)入后即为公益所有,但由个人决定用于某个公益项目,由公益机构来执行,帮助你实现公益愿望。其运作模式与美国“捐赠人建议基金”(DAF)相类似,但更简单易行。

二是“我的捐款我来花”,这是一个“捐赠圈”深度参与的模式。

在美国,近年来兴起的数千个“捐赠圈”(Giving Circle)正在改变着美国人参与的方式。它是一种强调集体捐赠的慈善形式,所有成员将善款聚集起来,通过投票方式,群策群力共同决定如何有效使用善款。“捐赠圈”与投资俱乐部有相似之处,两者都是志同道合的成员将资金聚集起来,通过分析研究共同决定资金的投向。不同之处在于后者是以收益最大化为目的,而前者是追求慈善影响力和参与感、成就感。

“捐赠圈”不仅是捐赠人深度参与保持持久热情的筹款模式,也是现代社会的民主慈善探索。在中国,已经出现几个不同形式的“捐赠圈”,简要介绍两个:

其一、由北京乐平公益基金会创立的“社会创新合作伙伴项目”(Social Venture Partners, 简称SVP)。该项目借鉴美国的一种创新的公益风险投资(Venture Philanthropy)模式,鼓励社会精英利用自己的时间、专业技能和资金来长期支持有潜力的非营利组织。SVP China北京共有35位社区成员,每位SVP伙伴每年捐赠3万元,所有SVP支持的项目都由伙伴一人一票投票选出。目前有五个支持项目,主要在乡村教育及促进教育公平发展领域,以社会企业为主。

其二、由上海联劝公益基金推动设立的“一众基金捐赠圈”。首个“一众基金”于2014年由6位发起人共同发起,到2018年已有100位捐赠人加入,每人每年的捐赠额为2200元,并通过“一人一票”的表决形式,连续三年每年各资助一家公益机构。目前,上海联劝已经建立10个“一众基金捐赠圈”,关注上海社区公益发展。“一众基金”以及捐赠人社群部落“劝友会”,旨在鼓励公众增长公益认知、丰富公益生活、积累公益体验。“捐赠圈”不仅扩大了理性捐赠的基本盘,还能增进朋友情谊,大家一起“玩公益”,这与朋友圈“杀熟”完全是两码事。其模式非常值得社区基金会或地方慈善会借鉴。

第二是道路突破,打开公益产业化发展的天花板。

最近,一位对社会创新领域的生态体系建设有独特见解的研究者张利提出:“公益领域和社会组织事实上属于广义现代服务业的一部分”“需要在其社会经济属性的基础上,形成相关的‘公益产业政策’”。此议切中中国非营利部门发展之肯綮。

20世纪90年代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的塞拉蒙教授对世界41个国家作了相关研究,发现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存在着庞大的非营利部门,这个部门的平均规模占各国GDP的4.6%,占非农业人口的5%,占服务业就业人口的10%,相当于公共部门就业人口的27%;并且,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,这些比重还有上升的趋势。

据“中国社会组织经济规模(N-GDP)测算”研究显示,2016年全国社会组织增加值总量约2789亿元人民币,占当年GDP的0.37%,占当年第三产业增加值的0.73%。据中国慈展会发布的《2019年度中国慈善捐助报告》,2019年全国共接收境内外款物捐赠1701.44亿元,占当年全国GDP99.0865万亿的千分之一点七。

2019年美国慈善捐赠为4496.4亿美元,占该国当年GDP2.1%。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,慈善捐赠绝对数相差18倍,占GDP比重相差12倍。实际上,美国非营利部门的总规模中,捐赠仅占20%左右,其余30%左右来自政府采购,50%左右来自服务收入。其非营利部门提供了全国大约10%的就业岗位。在教育、医疗、养老、社区服务事业中,美国非营利组织有中流砥柱之称。在美国所有医院中,非营利的私立医院占85%;美国排名前10的大学均为非营利私立大学。

我国社会组织与国外非营利组织同样为公益属性,同样可以成为公共服务、准公共服务的重要主体,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中发挥更大的作用。这就需要国家制定相关产业政策,鼓励其发展壮大。

公益产业化发展道路

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,社会组织属于竞争性供给,应该比政府的垄断性供给有更高的效率;在提供社会服务方面,社会组织的非营利性(没有股东分配利润加上捐赠),应该比商业的盈利性供给有更好的价格竞争力。公益产业对于社会的贡献,不仅仅是经济指标、就业指标,更重要的是构建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,这是最具价值的社会资本。信任,是当下中国社会最为稀缺的资源,它的无形价值远高于有形的经济价值。

故公益产业的社会效用是经济贡献+社会资本。这是世界通例,也应该是我国发展公益产业可测量的目标。

任何产业发展均应衡量其成本、规模和效用。商业产业创造100的规模,成本80,利润20视为常态;公益产业创造100的筹款规模,依法只能有10的成本,90用于纯公益支出。限制公益成本,是中国公益产业发展之大碍。

在英美国家,法律对基金会每年的资金支出比例有严格规定,并无对筹款成本和管理成本的刚性要求,他们相信市场选择、优胜略汰的“无形之手”。英美慈善募捐的成本,一般在15%-25%之间。为何如此之高,因为筹款需要最强的人才,要支付高薪,如果聘请职业筹款人,成本更高;需要最好的技术设施投入和传播、广告的必要开销;需要对捐赠人提供公关服务和“售后”服务(支出捐款人参与和了解项目的接待、差旅)等等。

正如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苏珊·罗斯-阿克曼在《非盈利制度的经济学》中提出的:“慈善-公益事业的客户是捐献者而非帮扶对象,即捐献者的效用满足才是慈善事业的驱动力”。把捐赠人当客户、甚至当“上帝”来服务,所花成本,“上帝”并不责怪,相反满足有加。

法国和美国都有专门为非营利组织筹款的上市公司。我问过一家法国筹款上市公司CEO:“捐款人会不会对如此“商业化”服务反感”?他回答:“因为公司的专业、定制、高质量服务,让非营利机构成本降低,美誉度提高,对所有利益相关者都有好处”。

我和一家来自美国专门给大学基金会筹款的筹款公司交流,对方告诉我,大学自己向校友筹款,成本大约为12%,本公司只收8%的筹款服务费。英国有10多家互联网筹款平台公司,入驻平台先交一笔会员费,再按照筹款额度收取5%的服务费,托互联网的福,这个成本在英国已经很低了。其中一家最大的筹款平台已经被美国一家专门做慈善信息服务、在纳斯达克上市的公司收购了。

我国《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》规定“非营利组织费用应当按照其功能分为业务活动成本、管理费用、筹资费用和其他费用等”。即筹资成本在费用支出中是单独核算的,并不属于管理费用支出。筹款成本到底多少合理,这应该是公益机构与捐赠人的契约。筹款成本国际通例的中位数为20%,那么中国取其50%如何?如果有10%的筹款成本,就能吸引最优秀的人才,运用最先进的技术,优化捐赠客户管理服务;而借助第三方平台的专业化、市场化、定制化服务并支付合理的费用,更是把筹款规模做大的康庄大道。

在公益产业资金结构中,筹款不是全部,但其对于公益产业发展的杠杆效应不可低估。公益筹款,有合理的成本,才有相应的规模,有大的规模才有更大的效用。不承认这一点,除了满足道德自慰,让公益继续在低谷中爬行,不知道还有什么道理可言?

千亿筹款成本,万亿捐赠规模,十万亿社会效用。中国公益产业未来不是梦。谢谢大家!


【责任编辑:许胜】

版权声明 举报

本文系华声慈善独家稿件,未经授权,不得转载,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。

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,不代表平台观点。

关注华声会,每日阅读精选文章。

徐永光

+关注

1949年出生于浙江温州,法学硕士,团中央前组织部部长,希望工程创始人,现南都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,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,全国政协委员。 潜心中国NGO事业20年,在非营利组织管理和研究领域有重要建树。南…

作者文章更多